桥桥文:活着就好,其他的都不重要,只要活着!

5月6日傍晚,我接到一名倾诉者电话,她于头一天晚上自杀未遂,并讲了在医院抢救时,又抬进一位刚喝完药来洗胃的女人,她们年龄相差正好10岁……我感慨并思索着人们对生命的轻率,忽然意识到马上就是“5·12”了,汶川地震整整8年,灾难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好诠释。于是我采访了曾前往灾区的本报记者,他们回忆那段惨烈而悲壮的时光,发出对生命的感悟——

活着就好,其他的都不重要,只要活着!

新文化记者 桥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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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军官兵在映秀镇运送受伤灾民乘直升机去成都就医 王强 摄 资料图片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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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川废墟 郭亮 摄 资料图片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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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武县重建时自发捡垃圾的孩子们 王强 摄 资料图片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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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亮在地震灾区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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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强在地震灾区
2008年5月12日,汶川地震发生几小时后,本报派出的记者们已经在赶赴震区的路上了,先后有十余位记者在灾区采访战斗过。8年后的今天,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位当年在震区工作过的摄影记者,是他们用镜头记录了那个惨烈而悲壮的时刻,为千里之外的我们传回了震区最直观的影像。这次之所以会选择两位摄影记者,是觉得在赈灾报道中,文字记者已经很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在灾区的所见所闻,所以这次我想请摄影记者谈谈他们记忆中那段难忘的时光。
曾当遗体被抬走

受访者:王强 年纪:35岁 从业:13年

桥桥:强哥,我们开门见山,能说说8年之后,再想起汶川地震的采访,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吗?

王强:印象深刻的太多了。我是5月12日下午5点多接到的采访通知,晚上7点多已经到机场了,到成都时已经午夜了。我们乘坐的航班是最后一班民用班机,之后就都是救灾的军用航班了。

说实话,当时没想到那么严重,下飞机就直奔北川,但是车开到一半就走不了了,山体滑坡,路全堵了,从此只能靠腿,一步步走进去。我当时是跟着救灾部队后面走的,部队急行军,速度非常快,一口气走了一天一夜,累、饿、渴,那种感觉是和平年代长大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后来累得不行了,天很黑,看见个相对平坦的地方,放下背包躺地上就睡着了。这一觉我也不知道睡了多久,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被四个解放军战士抬着走,原来他们把我当成了遇难者。我转脸一看,才发现自己昨天夜里选的睡觉的那块地儿,就是摆放遇难者遗体的地方。我急忙出声喊,我是记者,我是活人!听到我是活的,解放军战士们也很兴奋,后来在经历了很多次的救援之后,我终于能理解那种发现活着的人,是怎样一种兴奋的心情了。只要有人活着,发现有生命,那时真的,万众一心,只要说清空周围的障碍,一声令下,在场的所有人都在行动,就为了一个目的,救人!那场面很震撼,也很悲壮。

后来我就问抬我出来的解放军战士,他们的直升机要去哪儿,说是成都,我请求他们允许我搭机,因为我的相机没电了,还得回成都添置些装备。也就是在直升机上,我拍了一张航拍照片,很震撼。在成都我吃了顿好的,然后就再搭直升机回来了。

桥桥:好的?什么好的?

王强:(呵呵)火锅,重庆火锅,很辣,狠狠地造了一顿。

桥桥:你一共在前方采访了多少天?

王强:48天。你知道吗?我们回来的时候,一下飞机,长春的空气特别清新,那种久违的透彻和清爽的空气,让我差点没流泪。回家太好了,活着太好了。

桥桥:你说活着太好了,在采访中有没有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时候?害怕吗?

王强:那太多了。有一次我和文字记者顾然在唐家山堰塞湖附近采访,突然传来消息,让紧急撤离,说堰塞湖要决堤了。我当时就站在坝底拍清除障碍的挖沟机,我就看见挖沟机的操作员跳下车就往山上跑,大家都开始往山上跑。我背着照相设备、电脑包,也转头就跑,回头拽着顾然,我们那个跑啊,那时可看出人在面临死亡时求生的欲望有多强烈。我这辈子从来没跑过那么快,脑子里就一个信念,累死也不能停。好不容易跑到山头上了,那可是爬山啊,几乎是所有人都趴在地上大口喘气,累死了,肺差点没跑炸了。后来我们气还没喘匀乎呢,就传来消息,说刚才是演习,差点没把我给气疯了。

后来是我跟文字记者李季、王振东一起采访,后期不让记者随便进震区了,我们几个就当志愿者,去装卸运输物资,一大车棉被我们几个抬的,累就不用说了。往灾区运的时候才叫惊险,四川的盘山公路特别窄,比运输的大车宽不了多少,下面就是悬崖,所有的车只能单向行驶。我们的车在转弯的时候有点没控制好,我眼看着前车一个轱辘都悬空了,挂在悬崖外面,要不是司机反应快,我们很可能就掉下去了,下去就是车毁人亡。我当时没觉得害怕,后来我们几个聊起来的时候才后怕了。

桥桥:采访时的苦还有记忆吗?王强:太多了。我、李季、王振东,三个大小伙子就一碗方便面一瓶矿泉水,一人吃一口就没了,连汤都喝的不剩。余震一直不断,露宿街头那是家常便饭。有时能睡在帐篷里,可帐篷里没有垫子,就是土地,我整个破棉被垫着睡,早上起来棉被都能拧出水来,那个潮啊!

后来我到绵阳,当时绵阳政府经过检测,全市只有四个宾馆让住人。是顾然先到的,帮我也定了房间,我进屋倒头就睡着了。夜里发生余震,我就是睡得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真的,我特别感谢顾然,她来敲门,开始我都没听见,她使劲砸门,叫我,后来我醒了,她说有余震,快点下楼。我当时困得不行了,我说你们走吧,不管啥震这个觉我必须睡,就是死,我也得睡,太困了,我那时累得已经没力气逃命了。顾然不干,逼着我收拾东西,下楼。后来听说那晚的余震6.8级,我们住的地方虽然没塌,但是墙体都裂了。屋里是回不去了,有志愿者来发毯子,我们就披着毯子坐马路牙子上唠嗑儿,后来实在太困了,就靠着大树睡着了。睡到下半夜三点多吧,我被吵醒了。我寻思是有人受伤了还是咋的,结果站起来一看,是那个歌星孙楠当志愿者,来送面包和水,大家都围着领物资。那时候不觉得谁是明星,谁是百姓,都是志愿者,都是为了救人来的。

桥桥:有没有特感动的事,让你难忘?

王强:太多了。有一次我跟着部队进清川,走到最后渴得不行了,说嗓子冒烟都是轻描淡写的说法。后来路边有个大娘,就递给我一瓶矿泉水,她可能是把我当解放军了,群众在路边总是给解放军送饭递水,有感情,而且是真的感谢。我当时渴蒙了,这瓶水我都没喘气就进去了。喝完,我一看,大娘身后站了七八个人,眼巴巴地看着我,我这才意识到那是他们几个人省下来没舍得喝的一瓶水,给我了。我这辈子从来没那么愧疚过,但特别感动也特别难过。后来空投物资,我要了两箱矿泉水,走了十几里地给大娘扛去了。我把水放在大娘脚前,我说:大娘你喝吧,使劲喝,喝个够。我走这么远回来,不为别的,您老给我的那瓶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!我还给他们带了香肠、方便面,反正是尽我所能,能背多少就送去了多少。

采访后期,我们回成都添置装备,在一家饭店吃饭,老板问我们是不是志愿者,我们说是记者,长春来的。那老板说:哥们儿,你们那么远来帮我们,想吃啥,我马上给你们做,不要钱,我就是感谢你们!真的,那种感觉,就是想吃啥吃啥,除了媳妇要啥都给,咋地都行!都8年了,我总能想起这个人,不会忘,永远不会!

桥桥:汶川地震8年后,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场灾难,你会选什么?

王强:(思考很久)我想是“希望”。灾难过后,平武是咱们的对口帮扶县。帮助平武县重建的时候我去了。在那儿遇到了几个小孩,大的十来岁,小的也就七八岁,都是孤儿,当时学校还没建好,孩子们都在流浪。你知道吗?就是这群孩子,他们每天戴着口罩,推着捡来的三轮车,自发地沿街捡垃圾。我当时问他们怎么想起来捡垃圾的,孩子们说,学校没了,家也没了,他们想去震区,可太小了,大人们不让。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捡垃圾,不给大人添乱,尽自己所能重建家园。那时候我就觉得,灾难或许毁了他们的家园,但是这些孩子们就是我们的希望!

桥桥:经历过这次采访之后,你对生命有什么新的感悟?

王强:活着太好了!只要活着,比啥都好!我记得我们第二次打算进汶川,当时就两条路,一条从四川走,一条从陕西走。我当时跟成都的一个记者住一屋,他就跟我商量走陕西那条路。我寻思了一下,没跟他一起走。我说咱们分开行动,然后电话联系。可那时电话基本打不通,我们后来就失去联系了。很久之后,我采访时遇到了他们报社的另一位记者,才知他在进汶川的路上牺牲了。我很难描述当时的心情,如果我当初跟他一起走,可能今天也不会在这儿了。我总能想起我们分手的那一刻,他是南方人,大个子,戴个眼镜,背着相机包冲我挥手,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。生命在灾难面前太脆弱了,所以跟很多人比起来,我是幸运的。
路边捡食充饥肠

受访者:郭亮 年纪:35岁 从业:13年

桥桥:郭老师,说说你当初赶赴汶川的初衷。

郭亮:我去汶川,不是报社派的,可是我觉得必须要去,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,我不能缺席。我就跟报社请了年假,上网查了些灾区采访的攻略,简单地准备些东西,帐篷、睡袋什么的,就飞成都了。到成都当天就赶到了绵阳。说实话,绵阳状况还行,可第二天进入北川之后,就感觉灾情严重了。

桥桥:当时有什么让你很难忘的事情吗?记忆深刻的。

郭亮:呵呵,说件悲催的事儿吧。我记得是在绵阳,那是在多天露宿街头之后,我第一次住进宾馆,要知道平时不是住广场就是跟人挤帐篷,突然睡床,那感觉特别奢侈。可是还没睡着,发生余震了。我马上收拾东西,背着相机包、电脑往楼下跑。晚上又是在广场上住了一宿,早上起来继续开工。这时我发现少带了条数据线,这线干活时还必不可少。到宾馆前台,服务员说上楼可以,但只能走楼梯,电梯还不能用。好吧,那也得上去呀。等我好不容易爬上了18楼,才发现房间的门卡过期了。于是我又爬下来,激活了房卡,又爬上18楼。真的,爬到最后累得腿都抬不起来了。可是一天的活才刚开始,我们还得徒步进北川,这事太难忘了。

桥桥:是够惨的啊!现在回想起来,那段时间的苦日子还有印象吗?

郭亮:其实自从进了北川,一直都是又苦又累的,不过现在都记不清了。倒是那些幸福的事,可能因为比较少,所以忘不了。最幸福的是采访后期,那时有地方蹭饭了。他们有吃的,我们每天到点就回去蹭饭,觉得特别幸福。之前都是吃了这顿,下顿在哪儿、啥时候能吃、能不能吃上都不知道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,我从北川县城徒步出来,走了一个多小时,在县城待了一天,也饿了一天,就在饥渴难耐的时候,在马路边上捡到个脆脆肠,一包三个的那种。哎呀,真好吃,我一口气全吃了,就觉得香肠不是咽进去的,都是自己跑进嗓子眼儿的,太好吃了。我在震区采访了半个多月,瘦了将近40斤,但这香肠一直记得。

桥桥:这就是吃货的本色吧?哈哈。距离死亡最近的是什么时候,能说说吗?

郭亮:每天都有余震,每天都在面对死亡。但如果说最近的一次,那是在唐家山,那天上午我用了两个多小时爬上了一座倒塌的大楼废墟,想从上面取景,拍张远景照片。下午两点多的时候,我接到电话,说上游的堰塞湖马上要决堤了,让我快撤。我站的地方高啊,视野特别好,我往远处一看,堰塞湖下面干活的人好像突然间就乱了,然后就开始聚集,那速度极快,很快就形成几条长龙,快速地在朝山上移动。凡是能走路的地方,全都是人。从零散的狂奔到聚集成人流,非常快。看得出大家都在撤离,而我当时所在的楼顶正是堰塞湖决堤后的必经之路。权衡了一下,我决定不动。如果那个时候我下去,很可能爬到一半洪水就过来了,那我倒不如就待在楼顶,祈祷这个地方够高,就算是洪水过境也能保命。

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,我爬上来的时候,半路上把那天带的唯一的一瓶矿泉水给掉下去了,我身上没有吃的,没有喝的,除了身上的衣服和背包里的摄影器材,我可以说是一无所有。我在楼顶的沙砾上躺了下来,仰望着乌云遮蔽的天空,有些茫然。想了很多,又好像什么都没想。在那个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,其实做什么都是多余的,毕竟一个人在荒凉的废墟等待死亡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经历。如果说我还有什么遗憾,那就是这次我来没跟家里说,怕父母担心,没敢告诉他们。可是我可能回不去了,觉得很抱歉,对不起他们。另外就是我的相机了,但愿有人能发现它,能把我这些日子拍的照片留下来。

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多久,天色已经暗了,周围静悄悄的,我感觉远处已经没有人了,想是危险已经过去,我得往下爬了。等我终于爬回地面的时候,天已经完全黑了。我顶着头灯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。那一个多小时的路,走得前所未有的寂寞,直到看到有灯光、有人影的时候,才再一次感觉自己活着,死里逃生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天王强和顾然就在堰塞湖那边采访,往山上逃命的人群中就有他们俩,后来是通信中断了,他们联系不上我。其实,我们离得并不远。

桥桥:在那里受过伤吗?遇到过非常危险的情况吗?郭亮:大伤没有,磕磕碰碰是常事,我这人心大,也没怎么处理,几天就好了。要说危险的事,我想起件事来,挺虎的。有一天北川封城了,不让进,好像是为了防止疫情进行消杀。记者就是很好奇,我当时就想进去看看,平时进北川走一个多小时,那天我绕了山路,爬了4个多小时才进去。一进城我就蒙了,除了我,所有人都穿着防化服,我在他们当中显得特别另类。现在想想其实挺虎的。

桥桥:在采访中出生入死,不害怕吗?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,对生命有了怎样的感悟?

郭亮:我媳妇后来问过我:如果再发生重大的灾难,你还去吗?我的回答就一个字:去!我觉得作为摄影师,我就是见证者和记录者,那是我的职责,跟害不害怕无关,我必须在!就是这样。至于生命的感悟,很简单:活着就好,其他的都不重要,只要活着!

桥桥:后来又去过震区吗?如果用一个词形容震区的人,你怎么说?

郭亮:2009年的春节,我和顾然是在灾区过的。当时我们带的任务是找个偏远的山区,看看那里的重建情况和人们春节怎么过的。那次我们是翻山越岭走了五六个小时。爬山跟走平地是两码事,走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就累得不行了,就问向导还有多远,向导就说快了快了。接下来向导的台词就没变过,第二个小时说快了快了,可干走走不到啊!可那时候已经不能回头了,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,等真走到地方的时候,人都虚脱了。三十儿晚上,当地的习俗过年不吃饺子,是吃汤圆。我和顾然每人一碗汤圆,坐在没有房顶的屋里,望着满天的星斗,想着家乡的亲人,心里不免有些委屈。其实我很佩服四川人,他们很乐观,积极救援,积极重建,如果不是那种乐观的精神,根本做不到,他们很了不起。我选“乐观”吧。
桥桥手记:生命在灾难面前是如此脆弱,以至于无辜;生命在灾难面前又是如此坚忍,成就了无数英雄。生命如同钻石,可以细密地切割成无数面,在不同的角度闪射光辉。我们没有理由漠视生命而只能敬畏,哪怕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。

在我的印象中,王强是个逗比青年,是个段子手,是个搞笑狂人,是个冲锋陷阵的战士……直到前段时间,在他微信中看到一组冰凌初化的图片,让我重新认识了他。这组图片拍得又精致又细腻,冰凌初化时灵动的喜悦和嫩草破土而出的娇憨,那种新生命摇曳生姿的震撼能把你感动到哭,可是我很难将这些作品与又高又壮的王强联系在一起。也许,每个人都是多面的,这些图片展示了他温柔的一面。

而郭亮更是让我感到诧异。记得第一次跟郭亮约采访是在食堂,我问他啥时有空儿。郭亮还没来得及回答,马上就有人问郭亮怎么了(由于我的工作性质,在大家眼中找我倾诉的,不是出轨就是出柜)。我开玩笑地说:他搞外遇,找我倾诉。谁知立刻就有三五个声音异口同声地说:“他?不可能!”之后我在楼道里又遇到郭亮,再次跟他提起采访的事,同样有好奇的人问了同样的问题,我的回答没变,而同事的台词竟然一模一样:“他?不可能!”我就奇怪了,郭亮的口碑咋这么好?他媳妇是我们报社的大美人,当初他们结婚时,我还八卦过他媳妇那么漂亮,咋就嫁给了五大三粗的郭亮呢?现在终于明白了,他媳妇的选择没有错。

是这次采访让我重新认识了两位资深的摄影记者,与他们体会了不同的人生,还有别样的感动。也许在我们琐碎的生活中,因忙忙碌碌没有更多的心思去思考生命,但若心中常怀感恩,那么再平凡的生活,也有平凡的价值和希望,再简单的生命,也有简单的刻度和意义。用前线记者的话说,就是“活着真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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